“这就是你说的‘要事’？”李恪一脸不悦，“就为了这么芝麻绿豆大的事，你就急急忙忙让人把我叫来？”

  萧君默嘿嘿一笑：“对你这种堂堂亲王，这当然是小事，可对我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官，进秘阁就是比登天还难的大事！我不找你找谁？”

  李恪得意：“好吧，看在你如此低三下四求我的分上，本王就勉为其难了。”

  萧君默心中大喜，却不想被他踩得太狠，便道：“我低三下四了吗？没有吧？”

  “没有吗？没有就算了，本王还有事呢。”李恪转身就要走。

  萧君默慌忙拉住他，赔笑道：“有有有，真的有好吧？你爱怎么说都成！”

  李恪这才笑了：“能让你这么嘴硬的人服软，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啊！”

  “好好好，你高兴就好，赶紧走吧！”萧君默拉起他就走。李恪脸上乐开了花。

  秘阁果然名不虚传，萧君默一走进去，便觉一股庄重肃穆的文翰之气扑面而来。

  整座藏书楼共有三层，每一层都陈列着一排排高大的楠木书架，装帧精美的书卷层层叠叠地堆放在书架上，可谓浩如烟海、汗牛充栋！

  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随无涯，殆矣！萧君默穿梭在书架之间，不觉在心中发出了庄周之叹。方才吴王领他进来时，交代书监说：“萧将军在帮本王查案子，需要调阅秘阁的书籍史料，你务必全力配合！”书监频频点头，诺诺连声。然后吴王冲他眨了眨眼，便先走了。萧君默不禁在心里感叹：权力真是个好东西，怪不得世人都那么渴望，不择手段也要得到它。

  书监陪着萧君默转了几圈，萧君默嫌不自在，把他打发走了，随后信步走到陈列史籍的区域，心中蓦然闪过一念：何不趁此机会查查有关《兰亭序》的事？

  主意已定，萧君默便从头开始整理相关思路，看看有什么问题和疑点是可以借助这里丰富的藏书进行追查的。

  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，是传统的“上巳节”。依照民间习俗，人们通常会在这一天到水边洗濯污垢、消灾祈福，同时游春踏青、饮酒赋诗，称之为“修禊”。王羲之就是在这一天，与六个儿子、三十五个属官及友人，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溪畔，举行了兰亭会。

  由于王羲之及其与会者都是当时名士，兰亭会上又有曲水流觞、饮酒赋诗的风雅之事，所以后世向来把此次集会看成是一次“文人雅集”。但萧君默现在已经知道，王羲之事实上就是在这次集会上成立了庞大的秘密组织天刑盟，可见，所谓的“文人雅集”完全是王羲之为了掩人耳目而设计的幌子，纯粹是一个伪装。

  那么，这里首先要查证的第一个问题便是：王羲之是在一种怎样的历史背景之下，出于什么动机才召集这次会议成立天刑盟的？

  尽管萧君默对东晋一朝的大体史实并不算太陌生，但要弄清这个问题，势必要在大量史料中做一番爬梳剔抉的功夫，绝非凭借笼统疏阔的记忆便可办到。很快，他便从书架上取下了六七百卷书，堆在一旁的书案上和地上，俨然堆成了一座书山。书监远远偷看了一眼，当即露出惊诧的表情。萧君默冲他笑了笑。书监赶紧满脸堆笑，抬起手打了个招呼，然后立刻把头缩了回去。

  萧君默在书案前坐了下来，开始翻检文献。他刚搬下来的六七百卷书，主要是南朝臧荣绪的《晋书》等二十余种晋代专史，另外还有东晋时期大量的诏令、仪注、起居注，以及个人文集、笔记史等，已足够他理出一个全面且清晰的历史脉络了。

  随着书卷的翻动，一幅波澜壮阔、金戈铁马的历史画卷，便透过三百多年的岁月烟尘，在萧君默面前徐徐展开……

  晋穆帝永和九年，天下又是一个风云激荡的“三国鼎立”之局：东晋据有淮河、长江以南；前秦氐族苻氏占据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；前燕鲜卑族慕容氏占据黄河下游地区。秦、燕之间互相攻伐，一直想吞并对手，统一北方，同时又觊觎东晋，频频纵兵南侵；东晋则自建立之后，便不断出师北伐，试图恢复中原，却又屡屡失败。

  当时在位的晋穆帝司马聃，是个典型的幼主。他两岁即位，由其母褚太后掌政，即使到了永和九年，他也才年仅十一岁。值此兵戈横行的乱世，晋朝竟然是一对孤儿寡母主政，尽管下面不乏辅政大臣和文武百官，但时局之艰危亦可想而知。

  王羲之召开兰亭会的前一年，即永和八年，东晋再度北伐却大败而归。与此同时，东晋朝廷内部又产生了严重分裂——大将桓温与宰相殷浩水火不容，二人的斗争日趋白热化。当时，王羲之是殷浩提拔且重用之人，曾力劝殷浩与桓温和衷共济，但殷浩不从。

  由此可见，当时的东晋可谓内忧外患、形势险恶，王羲之面对如此危局，又置身于将相的矛盾之中，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。史载，王羲之被时人誉为“有裁鉴”，即明辨是非；性格“以骨鲠称”，即正直磊落。在萧君默看来，这样的人，必然是注重实务、反对清谈的。

  为了证实上述判断，萧君默又翻看了许多史料，终于在《世说新语》中找到了一则记载。在永和五、六年间，王羲之与谢安同游冶城，当时的谢安正避世隐居，崇尚清谈，一再拒绝朝廷征召，执意不入仕途，于是王羲之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谢安：谢悠然远想，有高世之志。王谓谢曰：“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；文王旰食，日不暇给。今四郊多垒，宜人人自效。而虚谈废务，浮文妨要，恐非当今所宜。”

  所谓“四郊多垒，宜人人自效”，意指当时的东晋战事不断、边患频仍，自该人人效力于国家。于此可见，王羲之一直是心系天下的。而到了永和八年，殷浩北伐惨败，王羲之更是痛心疾首。萧君默找到了他当时写给殷浩的一封信，其中有这么几段话：自寇乱以来，处内外之任者，未有深谋远虑，括囊至计，而疲竭根本，各从所志，竟无一功可论，一事可记，忠言嘉谋弃而莫用，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，何能不痛心悲慨也。任其事者，岂得辞四海之责！

  今军破于外，资竭于内……任国钧者，引咎责躬，深自贬降以谢百姓，更与朝贤思布平政，除其烦苛，省其赋役，与百姓更始，庶可以允塞群望，救倒悬之急。

  在此，王羲之的一腔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。萧君默记得，曾见过王羲之的一幅字帖《增运帖》，其中也有这样一句话：为居时任，岂可坐视危难？

  永和九年，主幼国危，内忧外患，“军破于外，资竭于内”，王羲之若不愿“坐视危难”，他又能怎么做呢？

  答案就在兰亭会。

  既然时任宰辅的殷浩志大才疏，无力挽回时局，那王羲之便只能另辟蹊径、独树一帜了。也许，谋求在朝廷之外秘密建立一支武装力量，以济时艰，力挽狂澜，便是当时王羲之的势在必行之举！

  弄清了兰亭会的历史背景和王羲之当时的心态，萧君默又列出了当年四十二名与会者的名单，准备进一步查证他们的确切身份和时任官职：王羲之、谢安、谢万、孙绰、徐丰之、孙统、王彬之、王凝之、王肃之、王徽之、袁峤之、郗昙、王丰之、华茂、庾友、虞说、魏滂、谢绎、庾蕴、孙嗣、曹茂之、华平、桓伟、王玄之、王蕴之、王涣之、谢瑰、卞迪、王献之、丘髦、羊模、孔炽、刘密、虞谷、劳夷、后绵、华耆、谢藤、任儗、吕系、吕本、曹礼。

  不查不知道，这一查竟然把萧君默吓了一跳。

  考诸史料，东晋政权先后由琅玡王氏、颍川庾氏、谯国桓氏、陈郡谢氏、太原王氏等掌控，而在这场兰亭会上，这五大士族居然都有代表出席：王羲之及六个儿子是琅玡王氏家族；庾友、庾蕴兄弟是颍川庾氏家族；桓伟是桓温之子，谯国桓氏家族；谢安、谢万兄弟是陈郡谢氏家族；王蕴之是太原王氏家族。除此五大家族外，郗昙是高平郗氏家族，孙统、孙绰、孙嗣是太原孙氏家族，袁峤之是陈郡袁氏家族。这些士族精英在当时或此后的东晋政坛上都是叱咤风云、炙手可热的人物，值此南北紧张对峙之际，国家危急存亡之秋，他们竟然全都会聚一处，要说是出于闲情逸致来此“雅集”，恐怕没人会信。

  此外，这些人的时任官职也非常耐人寻味，如王羲之本人是会稽内史兼右军将军，谢瑰是朝中侍郎，郗昙是散骑常侍，王蕴之是吏部郎，桓伟是冠军将军，袁峤之是龙骧将军，孙统是右将军司马，虞说是镇军司马，卞迪是镇军大将军掾，等等。其中军政大员有五六人，在军中任职者多达二十余人，且大部分来自都城建康或北伐前线，绝非后世所说的热衷清谈的“文人名士”。不难推想，这些身系家国安危的士族精英、军政要员，愿意搁下手中急务，千里迢迢来到会稽，自然不是参加什么“修禊”活动，而是来决定他们是否加入以王羲之为首的秘密组织天刑盟……

  显而易见，即使抛开天刑盟暂且不论，兰亭会的本质，也绝不会是一般的名士集会，而是一场重大而秘密的士族精英聚会，是一次事关东晋兴衰存亡的政治和军事会议。

  萧君默专注地翻检着史料，随着点点滴滴的发现而心潮起伏，不觉已过了几个时辰，窗外日影西斜，天色渐暗。秘阁书监很殷勤地端来了点心和茶水，并替他点燃了一旁的几盏灯烛。萧君默道了声谢，书监客气了几句，马上又走开了。

  难得有机会进入秘阁、见到这么多史料，萧君默自然不急着离开。他决定就着已知的线索继续查下去，看看还能弄清多少谜团。

  根据萧君默此前的推测，假如王羲之真的在《兰亭序》中写了二十个不同的“之”，那么会后他肯定是用这些“之”铸刻了二十枚羽觞；如果其中一枚是作为盟印，即“天刑之觞”的话，那么剩下的十九枚羽觞肯定就是十九个舵的令牌。

  可问题在于，那天与会者总共有四十二人，为何只成立了十九个舵？

  萧君默想，最合理的解释，应该是有一部分人与王羲之的主张不同，拒绝参与。想到这里，一个灵感忽然跃入他的脑海：那天的兰亭会上，不是有很多人作诗不成而被罚酒吗？难道这些饱读诗书之人真的连一首诗都作不出来？不太可能。最有可能的解释，应该是这些人通过“作诗不成”的举动，来表示他们不支持、不参与王羲之的秘密组织。这可能也是王羲之在会前就与众人约定好的：若赞成，便以诗明志；若不赞成，便不作诗以表弃权。

  为了确认这一点，萧君默立刻又翻开相关史料，发现那天包括王羲之在内，共有十一人，各成四言、五言诗一首；还有十五人，分别成诗一首；另有十六人，诗不成，罚酒三巨觥。

  写诗几首就不必管了，只要写了肯定就表示赞同并愿意加入，但问题是，总共有二十六人写了诗，这又与自己推测的“一盟十九舵”不符，难道自己的推测错了？

  困惑了片刻，萧君默蓦然想到：当天的与会者中，有很多是父子、兄弟联袂出席的，比如王羲之父子多人，还有谢安、谢万兄弟，孙绰、孙统兄弟等，那么，即使他们都写了诗，也不大可能在同一家族中成立好几个分舵，而应该只会成立一个分舵。

  思虑及此，萧君默立刻针对刚刚写下的名单，对二十六个作诗的人进行归类：王羲之、长子王玄之、次子王凝之、三子王涣之、四子王肃之、五子王徽之。

  谢安、谢万：兄弟。

  孙统、孙绰、孙嗣：孙统是孙绰之兄，孙绰是孙嗣之父。

  庾友、庾蕴：兄弟。

  另有十三人为单独出席：徐丰之、王彬之、袁峤之、郗昙、王丰之、华茂、虞说、魏滂、谢绎、曹茂之、华平、桓伟、王蕴之。

  四组父子兄弟，加上十三人，为数十七，又与自己推测的“十九舵”不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